景刊《重修通惠河志》图版
2025年3月，即“风雨传承”公众号于2023年3月24日报道《快讯·万历〈重修通惠河志〉九卷刊本残本确认存世》发布后两载，经中国民间信俗澳门研究会会长连冕教授与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高立志总编辑、乔天一编辑等通力协作，由连冕教授及助手李亮博士确认发现的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年，1610）《重修通惠河志》九卷刊本残本，已正式完成出版工作，并以趋近再造善本的宣纸线装复古形态问世。
展开剩余85%该簿籍的确认发现与四册一函的原样影印出版，系近年北京史、运河史研究中历史文献、档案发掘的关键突破，亦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郗志群教授主持的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与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课题组的重量级收官成果。
今书前已刊发连冕教授专门撰写的《景刊明万历三十八年重修通惠河志九卷残本提要》一篇，该文在精细梳理是部新见罕传文献的近代收藏史基础上，系统重建了此《志》目录与彼时通惠河衙门的整体框架，对于深度稽考明代中后期通惠河相关管理机构，以及区域官民操持、物料时空调度等均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2025年3月下旬，在得知影印本完成装订后，连冕教授倩建筑史界关于《营造法式》现代发现、印行暨“营造学会”百年纪念活动，已正式向专门史领域研究者绍介了是书的确认发现和景刊出版价值，并得到与会学人的持续关注。现特刊载经连冕教授修订、授权的现场发言整理文本。
通惠河志书与南北运河人
— 连冕 —
我先向几位前辈，以及各位同道表达衷心的感谢。说实话，我在这一领域实属外行，忝列于此，深感汗颜。不过，我们美术界的前辈如庞薰琹先生等，与在“李庄时期”的营造学社关系极为密切。正因如此，我也斗胆向各位报告一个经过我们确认的新发现，这个发现看似与《营造法式》无关，但事实上，北宋末叶李诫进呈新修《营造法式》的序言尾段所言的“类例相从，条章具在”八个字，是支持我今天敢于在此发言的前提。
当然，这也是我在去年策划、主持“礼之权衡——庙堂规制与地域建筑特展”时即与丁垚老师提议，应当专门举办一个“纪念陶湘先生印行《宋本〈营造法式〉》百年展览”的缘由。我始终认为上述八个字是《营造法式》的根源，体现了其编写的本质。“法”和“式”是中国古代，尤其到唐代非常成熟的法典、文书类别与称谓，彼时准确地说，还有律、令、格等类型。到了元代，更有《通制条格》成书，拆解来看，制、条与格也都是“法”的具体形态。那么，再深究，“法式”两字，最基础的便是数字化管理，所以就黄仁宇先生说“中国不会在数目上管理”，尽管我十分敬重黄先生，但对此观点殊难苟同。我早年已发表文章，当时除了引入“软法”的概念，以讨论这批在成熟期的古典“四部分类法”中被“悄悄”归在“史部·政书类-考工”项下的文献，我也反复表达并强调，中国长久以来，尤是营建领域，就存在很充分的数目字化管理及多种数目管理的模式。当然，这也是基于现在称作“人类学意识”的知识论体系而展开的。
我还研究过《天水冰山录》暨《钤山堂书画记》，这是明嘉靖末权相严嵩的抄家档案。我将之比勘细化，并据此出版了两种专书单机数据库，专门研究其中计量化的内容。所以我也向各位说明，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从事计量史学研究的，因此也做了大量的大型表格和数据库类的基础工作。而后，经傅熹年先生和王贵祥老师的举荐，以及得到在座的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王莉慧总编辑，还有这次没来参会的何楠编辑的协力，克服诸多困难，完成了一部与明代中央营建类物质文化史密切关联的《〈工部厂库须知〉点校》，这也是建工社第一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又过了几年，我与浙江大学出版社等合作开发了此书的数据库。于是，我成了在建筑大门类中，主要研究乏人问津、看着粗鄙的大宗物料及其管理的研究者。当然，必须说，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建筑史研究前辈王璞子先生等主持编撰的《〈工程做法〉注释》及其表格的直接且深刻的影响，而我的工作，则是将之推展向行政法和制度史层面的讨论。
就在这些研究过程中，起码在2018到2019年，我便有了更有趣的发现，不过得到2023年，我和我的博士后通过亲身目验，方最终确认发现了早前运河史和建筑史等研究者几乎不掌握的物料与行政记录文献，即《通惠河志》的重修版本。可惜这个重修本不全，其物料史以及“条”和“例”的部分有缺失。但这个发现对于北京史研究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毕竟这么些年来，不惟北京史文献的发掘难觅新的成部、成套材料，即便就《通惠河志》论，学界自20世纪初至今，一直沿用的是旧版本。当然，这套新的簿籍还涉及一个人——陆光祖次子陆基恕，他应该是对通州的燃灯塔做了一定的修缮，并在编印是书的同年，在塔下立了碑。的确，正是这位记塔、修塔的浙江平湖人，也是当时通州河道的管理者，在现代学术史上，百年来又一次令我们得以将那些南来北往的，关于人群、物质、文化的史实和事件，紧紧地牵系起来。
该书的目录，以及其内“职掌”等部分，包括对如皇木和鹰平等木，与《工部厂库须知》一样做了现在看来十分难得的登载。但很遗憾，这几卷目前仍付之阙如，我现在带来并题赠予王其亨先生的这部再造式影印，故而也只是个残本了。这些“不知所终”的卷册，很可能还在收藏机构内，或是因为内容多系条目、数字，不易解读，所以未被确认。更有可能是过于关键、常用，而收藏前就被单独抽走、售卖等等。总之，目前若要恢复这些部分，恐怕还只能依赖《工部厂库须知》。
此外，我向各位预告，今年六月，我们会再次发布一个发现，也是运河史中几乎未得晓知的史料，其内包含了一套应是目前已知，通惠河史层面，涉及该区域清晰版刻图像的祖本。那么，我们借助这些，初步成功恢复了明代通惠河储运机关的细节“目录-框架”。透过这个“目录”所提供的行政结构，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自嘉靖七年（1528）通惠河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一段再次疏浚贯通后，该河道管理衙门的运转情形。也就是凭着万历时吏部尚书陆光祖之子陆基恕的手笔所传递出的信息——其内清晰呈现了古典文人“经世济国”的宏图伟志，我可以说，这同样是李诫重纂《营造法式》的原动力，并成为《营造法式》在异时空中的新延续，与那些“条和例”“法与式”的社会治理大业一脉相承。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向王其亨先生、王贵祥先生、吴庆洲先生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致以衷心的谢意，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无私襄助！谢谢！
本篇经连冕教授据其在2025年3月21日于蓟州举行的，“仿宋刊本《营造法式》暨‘营造学会’百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再次系统修润。原文发表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所长丁垚教授主持的“上栋下宇”微信公众号。来源：风雨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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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 曹宇
编校 延晨 徐蓉
一审 桂艳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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